专访丨立陶宛作家格鲁萨特:身份焦虑是个别的遍及窘境
采写丨聂丽平立陶宛作家嘎比加·格鲁萨特有时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与置疑。她出世于1987年,其时的立陶宛仍处于苏联治下,1990年立陶宛独立,她的幼年成长于剧烈改动的年代。她也是立陶宛最早阅历全球化的一代,2006年,19岁的嘎比加·格鲁萨特前往英国学习人类学,结业后在马来西亚日子7年,直至30岁才从头回到立陶宛。迁徙与游览构成了她的生命体会与日子方法。她不断问自己,她究竟是谁,作为立陶宛人意味着什么,她终究归于哪里?这种不断阅历改动的生命体会也滋养了她的发明。2010年,她的处女作《未完成》在立陶宛出书,这部小说以一位出世于立陶宛的女艺术家为主角,故事的布景却发生在巴黎、巴塞罗那和伦敦等地,小说描绘的是立陶宛独立后体会到西欧的自在与全球化的千禧一代,他们对立陶宛的传统简直现已没有怀旧之情,他们不寻求金钱与功利,而神往着一种愈加波西米亚式的日子方法。她的上一部著作《冰冷的东方》相同谈论了不断改动身份的个别怎样寻觅自我认同与本身价值。小说的主人公一向沉浸在交际媒体带给他的满足感之中,有一天他却忽然感到厌恶与困惑,所以决议脱离伦敦,前往东南亚游览以寻觅自己的含义。嘎比加·格鲁萨特以为,咱们都日子在快速改动的年代,不管是住在香港仍是纽约,个人都没有实在的归属感,因而,她期望在小说中谈论个别在当下这个年代不断改动身份时对自我认同与价值的寻觅。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不只来自于年代与日子的剧烈变迁,也来自于技能对身份的割裂。正如《冰冷的东方》笔下沉浸于交际媒体的人物,嘎比加·格鲁萨特以为,互联网彻底改动了咱们关于实际的观点,实在的个别被交际媒体所吞噬,“只有当他人经过某些交际媒体上的相片看到你时,你才是一个‘人’”,咱们是谁与咱们怎样在交际媒体上描绘自己之间存在着裂缝,乃至在不同的交际渠道上,咱们也会割裂出不同的品格。嘎比加·格鲁萨特自己也在与这种交际媒体形成的身份焦虑对立。在和新京报记者的访谈中,她谈到,大概在五年前,她还沉浸于交际媒体之中,会在交际媒体上记载自己的全部日子,但她逐渐意识到,交际媒体所树立的联络是虚幻的,她并没有实在与朋友、家人在一起,所以她试着拥抱实际,削减交际媒体的运用。她以为,个别所面对的身份认同困惑是遍及的。在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一场对谈中,嘎比加·格鲁萨特谈到,她曾与父亲谈论立陶宛年青人的郁闷与自杀问题,她的父亲对日子充足的年青人的焦虑与郁闷现状感到不解。嘎比加·格鲁萨特以为,虽然磨难并不是他们这代人的标签,表面上看他们的确有充足的日子环境,但他们仍面对着不同的压力,比如要寻求成功与完美。在和新京报的访谈中,嘎比加·格鲁萨特则讲到,不仅仅立陶宛,韩国、日本、俄罗斯都有很高的自杀率,“我以为这与社会上的某种完美主义有关。人们企图做到实在的完美,他们对自己十分严苛,有时会抱有一些他们无法到达的抱负。这便是他们堕入郁闷的原因之一。所以,坚持敞开的叙事,告知人们他们并不孑立,每个人都在挣扎,也是重要的。”身份在不同交际媒体上被割裂新京报:谈论说,你的小说《未完成》引发了千禧一代价值系统与身份建构的谈论,这本书现在还没有被引进到我国,但我对它详细引发了怎样的谈论很感爱好,你能够介绍一下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我曾在伦敦金斯密斯学院学人类学,我的写作遭到这一学术布景的影响。基本上,人类学将身份界说为非与生俱来而是不断改动的叙说。《未完成》是关于互联网年代是怎样彻底改动咱们对实际的观点的,关于人而言,只有当他人经过某些交际媒体上的相片看到你时,你才是一个“人”。我的两部小说都探究了身份是怎样在不同的交际媒体渠道被彻底割裂的。关于咱们这一代人而言,咱们所面对的最大妨碍之一是咱们具有太多的挑选和压力,这使咱们变成咱们本不是的姿态。咱们想成为怎样和咱们怎样在交际媒体上描绘自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割裂。基本上是两个故事,一个是咱们想成为什么,另一个是咱们是怎样的。因而它是十分复杂的叙事,由于咱们总是被鼓动成为美丽或怎样的人,但咱们并不是这样的。新京报:你对交际媒体的情绪是怎样的?嘎比加·格鲁萨特:或许在五年前,我还困于交际媒体,我在交际媒体上记载我生射中的全部,比如发布Instagram stories。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一向在交际媒体上,实际上并没有和朋友以及家人在一起。所以现在我试着更多地拥抱实际日子中的联络,我不再在交际媒体上发布东西。新京报:谈到交际媒体,这种交际媒体的鼓起的另一个争议是助长了新闻和虚伪信息的众多,你觉得,人为什么会那么简单信任假新闻,咱们日子在一个反智的年代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假新闻的增加是十分令人不安的趋势,看到它传达,我觉得很哀痛。我以为,阻挠假新闻,澄清实际,是作为公民的职责。假新闻能够变得十分风险。但另一方面,新加坡拟定了反假新闻法,它本该有助于阻挠假新闻,实际上却给人们带来了更多检查。所以我以为它一向需求在一种极点和另一种极点之间坚持平衡。新京报:你以为在这个年代,文学的含义或许说作家的职责是什么?你为什么依然在写作?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文学是一种联络的方法。意识到有人在阅览你的著作并因而认知他们自己,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我以为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部分便是我与读者的联络。能鼓动到读者,哪怕仅仅一个读者,也是很好的。“我回绝将自己界说为立陶宛人”新京报:《未完成》和《冰冷的东方》都描绘了全球化年代的身份认同困惑,你会有相似的身份认同困惑吗? 嘎比加·格鲁萨特:有。我出世于1987年,立陶宛仍处于苏联治下,立陶宛在1990年独立,所以我成长于剧烈改动的社会中。我在伦敦读大学,之后定居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一向想弄清楚我归于哪里。由于我越来越习惯于全球身份,所以我有时会觉得在纽约更好,有时会觉得回到家园更好。当我回家时,我不断问我自己,作为立陶宛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我长大至今,立陶宛改动如此之大,我不认得我的家园了,它和我小时分不再相同。新京报:你怎样看待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你会怎样界说自己的身份?嘎比加·格鲁萨特:种族和民族主义对错理性的,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割裂,而不是尽力与人树立联络。你只要说,我是立陶宛人或许我是欧洲人,那便是我的身份,那便是为什么我不想探究其他的身份。所以,咱们应该以全球化的情绪坚持敞开,在不同的文明之间树立起桥梁。我对我国文明有很深的爱情,我最好的朋友都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他们都是华裔。我回绝将自己界说为立陶宛人,我想成为其他人。那也是我写这些书来谈论身份问题的原因。我期望其他人也具有这样的时机,能够掌控自己对身份的界说。中欧国际文学节活动现场新京报:所以你以为文学也是能够穿越国界的?嘎比加·格鲁萨特:是的,我期望如此。这也体现在我的小说《冰冷的东方》傍边。这部小说的榜首章开端于纽约,随后开展到了曼谷、马来西亚和我国香港。它是跨越国界的,它有关不同的当地以及咱们怎样寻觅相似。新京报:你怎样看待民族主义回潮的问题?嘎比加·格鲁萨特:作为作家和艺术家,坚持叙事的敞开是我的职责,这乃至比以往任何时分都要重要,由于民族主义和不同团体之间的仇视正在上升。更重要的是讲出这些故事,看到咱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相反,咱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政治越割裂,关于作家和艺术家来说,了解故事的不同旁边面就越重要。新京报:你从前说过,期望自己的著作能招引英语读者,但你依然以立陶宛语写作,为什么,母语写刁难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立陶宛语对这个国家有着很深的影响。我出世在这里,所以对我来说,为立陶宛的文明做出奉献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我用白话和俚语写作的原因之一。我期望对言语有所奉献,并为我之后的作家发明更多的或许性,让他们更好地运用言语,更有发明力。所以,对我来说,用立陶宛语写作是十分具有政治意味的。新京报:你19岁就脱离了立陶宛,你的著作跟立陶宛的文明有什么联络?嘎比加·格鲁萨特:十几岁的时分,我很背叛。我想要异乎寻常,跟任何人都不同。因而,我没有一向待在一个很小的社会里,而是去寻觅其他事物,这协助我刻画了自己的声响。我的发明与立陶宛的文明依然有联络。我笔下首要的人物总是立陶宛人,或许至少有一个人物是立陶宛人。我的小说总是关于立陶宛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但这也能够是关于我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就像昨日,我与一位志愿者谈天,她18岁时就脱离了我国,随后在美国日子和学习。她说,当她回到我国,她也一向在问自己,作为我国人意味着什么,我是谁,我发明了什么文明。所以我以为,咱们每个人都阅历了相似的工作。是立陶宛人,或许我国人,或来自加纳、美国,这都不重要,咱们一切人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新京报:立陶宛之前的文学著作会着重提振民族决心和民族认同,现在的文学著作与之有什么差异?嘎比加·格鲁萨特:在那个年代,对立陶宛来说,发现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重要的,所以大多数作家在尽力寻觅民族认同。对我这一代人而言,咱们更多是去寻觅咱们怎样融入这个国际,而不是民族认同。不是一种向内的视角,而是一种向外的视角,咱们企图看到更多,探究更多,对文明更敞开,所以我以为今世文学愈加全球化。新京报:你在承受采访时曾说,在你30岁之后,你决议从头阅览和审视20世纪和21世纪的立陶宛文学,为什么?嘎比加·格鲁萨特:我想咱们都会阅历不同的阶段。当咱们年青时,咱们是背叛的,无视传统。当你三十岁之后,你变得愈加老练,你开端想要了解自己所在的文明。因而,我在那时开端试着了解立陶宛的文学。新京报:我曾在一些采访里听你说过你对立陶宛的文学教育感到不满,能够详细聊聊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怎样的,可是在立陶宛,文学教育更多是关于古代文学而不是今世文学。我以为关于反思人们而言,阅览今世文学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今世文学便是关于今世人的问题、所在的年代以及他们的日子。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在十四岁的时分读十六世纪的文学著作。立陶宛正在发明归于自己的实际新京报:你的两部著作里关于前史的指涉比较少,至少好像没有关于前史的直接指涉,作为日子在独立立陶宛的一代人,前史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前史适当重要。前史即政治,它刻画了咱们的日子,而咱们对此力不从心。所以我尽量了解一切文明布景。可是关于我而言,我最大的爱好是此时此刻,所以我试着不去细想现已发生了什么,而是尽量去了解是什么刻画了当下的国际。新京报:你觉得年青人对前史应该持有怎样的情绪?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新一代人正在尽力建构自己的欧洲身份。尤其是在视觉艺术范畴,环保活动十分活跃。我以为立陶宛现在最鼓动人心的当地之一就在于,作为一个小国,咱们正在发明归于自己的新的实际。有许多具有发明力的人正在为之尽力。有许多科技公司正在鼓起。乃至是在文明食物这一范畴。在苏联时期,立陶宛的民族视角被抹除,咱们买俄罗斯食物。但现在,许多餐厅企图从头发现传统食物。每个人都在以今世的方法寻觅传统。咱们很受斯堪的纳维亚的鼓动,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十分现代,可是有着很强的传统根基。新京报:作为日子在独立立陶宛的一代人,你和父辈有着不同的日子经验和言语系统,你有感遭到这种代际差异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有。我爸爸妈妈仍日子在前互联网年代,他们的英语也说得不是很好。所以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彻底不同的国际,有时分他们很难了解我的国际。可是我收到的对《冰冷的东方》最好的称誉之一是,我得奖时,那个55岁的颁奖人说他们引荐一切老一辈的人读这本书,以了解千禧一代。他们说这本书协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了他们的孩子。新京报:时隔12年,你回到维尔纽斯,你觉得这座城市发生了怎样的改动?你会对维尔纽斯有一种家园的归属感吗?嘎比加·格鲁萨特:全部都变了。立陶宛刚独立的时分,依然是一个适当赤贫的国家。随后,咱们阅历了巨大的经济开展,立陶宛现在就像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咱们有酒吧、咖啡馆等等,城市十分洁净。三十年前,它依然像后苏联年代的城市,现在它彻底是一座欧洲城市。所以,会感遭到十分大的差异。关于维尔纽斯,会有一种风趣的感觉。当我在北京、香港或其他城市时,我总感到十分新鲜和激动,所以我会持有一种敞开的情绪,去探究这些城市。可是当我在维尔纽斯时,我变得十分挑剔,由于这是我的城市。我期望全部都是完美的,所以我总在挑毛病,比如问,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这儿,为什么咱们在这儿泊车。维尔纽斯街景,图片来历pixabay新京报:你去过许多当地游览,游览对你意味着什么?它对你的发明产生了什么影响?嘎比加·格鲁萨特:我真的十分喜爱游览。由于它协助我不断地学习新事物,一起它也在应战我。它使我走出舒适区。不管我去哪儿,我总是感觉有点不舒服,你有必要战胜自己,学点新东西。所以游览真的有助于我探究不同当地的人。我去过的城市都出现在了我的书里。我的榜首本书是关于巴黎和法国南部的,第二本书关于亚洲和纽约。故事从不发生在维尔纽斯。新京报:不同的城市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你以为城市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吗,仍是说,不同城市有着相同的实质与深层结构?嘎比加·格鲁萨特:有些城市十分共同,并且很有生机。北京便是如此。北京肯定具有一座陈旧城市的生机,虽然它看上去很新,但你觉得这座城市现已矗立于此很久了,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工作。而假如你去吉隆坡,你就感触不到相似的生机,它十分的浅薄和新鲜。新京报:为什么会在马来西亚日子七年?这段日子对你的发明产生了什么影响?嘎比加·格鲁萨特:马来西亚十分合适转化身份,由于它是一个多元文明的社会。它有英国文明、印度文明和我国文明。它适当风趣,令我入神。在那儿,咱们庆祝我国新年、圣诞节、印度排灯节,十分奇特。马来西亚的日子阅历启发了我的发明。我在一本书里描绘了马来西亚十分稠密的政治布景。马来西亚社会阅历了十分大的改动,现在它具有了推举。在我的书中,我笔下的人物决议摄影一部关于马来西亚的纪录片。它是小说,但它的许多实际来自于实际。我书里的一个首要人物是一个蒙古模特,她和马来西亚一名显赫的政客约会,在2006年,她在马来西亚被谋杀了。她是被枪杀的,尸身被炸药炸成了碎片。所以当我写这个故事时,这听起来就像是小说,并且是十分糟糕的小说。作为一个作家,你总是需求发明出优异且合乎逻辑的著作,但这起谋杀案不合逻辑。立陶宛的读者不知道这起工作,所以他们会问为什么我发明了一个这么古怪的故事,实际并没有得到证明,谁会摧毁她的尸身呢?所以把虚拟与实际稠浊在一起是十分风趣的。很长时刻以来,或许是某些权势人物卷入了这次谋杀,她的家人一向未能得到正义。但我很高兴这起案件重回法庭,她的爸爸妈妈很有期望终究能看到公平的审判。所以我以为在马来西亚的日子是一段十分风趣的韶光。女人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完成自己想要的日子新京报:我看过一些采访,许多人都在问你为什么在写《冰冷的东方》时会以一个男性作为主角,你是否真的了解男性的心思,你会恶感这些问题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每个采访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以为这是不正常的。由于假如一个男性作家以女人视角写作,咱们都会以为这是正常的,咱们对此太习以为常了。假如女人作家以男性为主角,咱们会觉得很吃惊。可是我个人信任,《冰冷的东方》以男性作为主角,作用很好。由于当我在马来西亚时,他们不知道我的姓名,他们以为我是男性。直到我站上领奖台领奖时,他们才知道我是位女人。新京报:你怎样看待性别与写作的问题,女人这个身份会给你的发明带来影响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或许回答说没有影响是单纯的。当然,我成长于一个男性和女人不同的社会里。可是我以为这不会阻挠你做你想做的工作。并且我以为我是走运的,我出世于立陶宛,这个国家关于女人是敞开的,咱们处于安全的环境,咱们能够做咱们想做的,咱们能够获得教育。感谢上帝,我没有出世在其他不能够获得教育或许更糟的当地。新京报: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嘎比加·格鲁萨特:这取决于你对女权主义这个词的界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学术的术语。假如你将女权主义界说为,我是否喜爱某类女权主义作家或许某些学术谈论,我或许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假如你把女权主义界说为,信任女人具有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力,能够完成她们想要的日子,是的,我信任这一点。新京报:你的另一重身份是艺术家和策展人,在艺术范畴,你好像对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很感爱好,能够详细聊一下吗?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公共空间也是刻画身份认同的一种方法,由于当人们进入那个空间时,他们共享着相同的感触,因而会刻画团体认同。我在马来西亚时,我在Hin Bus Depot今世艺术中心当了几年的首席策展人,咱们的要点之一是创立社区身份认同。不同身份的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协作,创立街头艺术,大型雕塑、音乐项目和视频等等。嘎比加·格鲁萨特在Hin Bus Depot,坐落马来西亚槟城的一个艺术中心,图片来自于Hin Bus Depot官网新京报:立陶宛人和政府对街头艺术的情绪是怎样的?在某些国家,街头涂鸦是不被答应的。嘎比加·格鲁萨特:我以为大多数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由于大街是公共空间,而大部分人具有对公共空间的权力。立陶宛的公共空间现在很敞开,但你有必要先获得当地居民的赞同。这是当地社区、市议会和艺术家之间的对话。维尔纽斯之前对街头艺术十分严厉,但现在十分敞开,由于咱们发现街头艺术有利于游览业,人们能够摄影,居民也是真的喜爱街头艺术,由于它们使建筑物更美。人们和政府的情绪改动了,即使是五年前,对街头艺术的约束还很严厉。新京报:立陶宛的年青一代是否找到了自己表达艺术的方法?嘎比加·格鲁萨特:是的。最好的比如便是最近的威尼斯双年展上,立陶宛国家馆获得了金狮奖。这个馆由三位年青的女人独立艺术家策划,它是一部在沙滩上演出的歌剧,歌剧艺人们就在沙滩上扮演。这部歌剧谈论了与环境有关的问题。所以我以为,今世的立陶宛艺术家是十分有发明力的,他们长于打破不同方式之间的边界。采写:聂丽平修改:李永博;校正: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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